从博山大街到北京ldquo协和rd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笔者在玻璃窑炉专家刘同佑先生身边工作，经常听他讲述长兄刘同俊自幼勤奋好学、多才多艺，成年后志在从事临床医学科学，医院医生，发医院的主要领导，是优秀博山子弟的杰出代表，可惜因罹患癌症英年早逝。当时，笔者就有书写刘同俊事迹的冲动。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，这份文债终于得以偿清——刘同佐先生慷慨提供所撰《家书·儒子楷模——哥哥同俊》部分，便有了本文。《家书》旨在励志家族、劝勉子孙，将刘同俊的事迹公之于众，必将在更大范围内起到弘扬楷模、德育教化作用。从博山大街到北京“协和”刘同俊年1月13日（农历己巳年腊月十四），博山大街刘东莱家诞下一个大胖小子，取名同俊。他是老刘家近二十年来添的第一个男孩。刘东莱还有一位伯父，无子嗣。刘东莱长兄亦无子，二哥已过世。同俊的出生，举家欢喜之状可以想象。问算命先生，说他命里缺金与木，于是就有了乳名“金林”。一7岁后，父亲让同俊先读了三年私塾，到10岁后就叫他读洋学堂了，从四年级读起。私塾就是强调死背，同俊聪明，又努力，三年读完了四书五经，而且背得滚瓜烂熟，读了一年私塾应该认了五六千字了吧！所以小学的语文课对他来说，就是复习一下。当时博山只有一处完全小学（有一至六年级的叫高级完全小学，只有一至四年级的叫初级小学），设在县前街清朝时期的“考院”内，叫“考院高级完全小学”。同俊学习成绩出众，几乎包揽了学校的第一名。父母、亲友、邻居都为他高兴。众人都说刘东莱家出了个神童。同俊可以说是儒子楷模，事事按照儒教的要求修磨自己：写一手好毛笔字，爱弹琴（大正琴）、吹口琴、下象棋，且棋艺颇深。爱唱歌，在他们兄妹十几个人中，同俊的嗓音是最好的，酷似后来《友谊地久天长》中那个男中音。同俊不但自己喜欢唱歌，还教大姐同华（大伯的唯一女儿）、二姐同蕙及本家族的姐姐们唱歌。同俊借来了好几本歌曲书，叫她们学简谱，学认字，还在家里组织了几场音乐晚会。拉上绳子，挂上床单做幕布，报幕，上场，伴奏，演唱，鼓掌，很像个样子。同俊酷爱学习，除了四书五经等课堂功课外，不知道读了多少课外书籍、报纸刊物，唐诗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包括四大名著、各种历史演义，他几乎都读遍了。刘家本来藏书就多，另外还有一个“亲友藏书馆”——博山银子市有个王二太太是同俊姥娘家亲友，家中藏书很多，同俊的许多书都是从她那里借来的。到他16岁去当小学教师时，他的语文水平可能已经达到大学水平了。二同俊热爱生活，热爱自然，活力无穷，享受人生；他乐观豁达，积极奋进，情趣广泛。不管家境宽裕还是贫困，他总是那么乐观，说说笑笑，歌声不断。在同俊的引导下，兄弟们的幼年生活也充满了乐趣。同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，他喜欢爬山，领着大家把博山附近的山几乎爬遍了。在山上，他们拍蚂蚱，逮刀螂，捉蝈蝈。在山上摘豆荚，酸枣，蓖麻，野桃，野枣，柿子，挖野菜；同俊领着大家用麸缸捉鱼（在玻璃缸里放上香油拌的麸子，小鱼闻到香味就钻进去，出不来了），在小溪里捉螃蟹。同俊教他们弹琴，唱歌；读诗，对对联，填字；给他们讲故事，说书。每年冬至，同俊就要做一张《九九消寒图》，有九个九划的字，三三排列组成三句话，每过一天描一笔。快过年时同俊领着弟弟们打扫卫生，角角落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春天来了，同俊领着他们去采桑叶喂蚕，做风筝，放风筝；夏天带着他们逮蟋蟀，斗蟋蟀……弟弟刘同佐说，哥哥同俊是他见过的最热爱生活、最有活力的人。同俊非常孝顺。他对父亲非常尊重，很听父亲的话。同俊对母亲爱得至深。能替母亲干的活都抢着干，生怕母亲累着。同佐记得，在他小时，家中的打水，推磨，推碾，挑土，挑炭，挑粮食，买菜，赶集等重活几乎都是同俊在干，他分担了母亲很多压力。平日做菜，同俊和姐姐是母亲的主要助手，但是做好饭后他总是让父亲先吃，再让小兄妹们吃，他还和母亲抢着吃剩饭剩菜、霉了的煎饼。那时没有电影，没有电视，没有剧场，女主人们的唯一娱乐项目就是听同俊说书。同佐回顾到：“从我记事到母亲去世，哥哥凡是有空就给母亲和伯母、婶婶们说书，六七年时间他说了十几种书。有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封神演义》《包公传》《七侠五义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济公传》《精忠说岳》《白蛇传》《宝莲灯》《乌盆记》……还学着博山一位有名的说书艺人刘豪三的腔调、板眼，说得妙趣横生，给母亲很大的安慰和快乐。哥哥16岁时，就主动承担起了挣钱养家的重担，他受的苦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，但是为了帮助父母，为了弟妹们吃饭，他从来不叫苦，不管多么累多么苦，他总是乐呵呵地应对。”三底，同俊小学毕业了。那时博山没有中学，父母都想让他多读一点书。当时是日本侵占时期，日本人在博山建立了一所煤炭职业学校，叫“煤矿技术员养成所”，同俊报了名。那个学校是用日语教学，虽然那时小学三年级就要开始学日语，但是叫他们听懂日语教学还有难度。日本人就给他们三个月的突击学习时间学日语，学好了考试及格了才算录取，同俊果真及格了，成了正式学员。同佐记得哥哥学的是煤矿电工。到年，由于鬼子的战线太长，又节节失败，所以当时粮食供应不上。那时有一句歇后语,叫“日本鬼子吃高粱——没有办法”，鬼子都吃高粱了，老百姓就连高粱也吃不上了。鬼子就实行粮食配给制，每月给市民配给很少的杂粮，还是发了霉的粮食。有田地的农民还好些，像老刘家一点地都没有的人家就惨了。同俊的学校是配给粮食的，也是高粱，杂粮，但是没有发霉。所以母亲都用它来给父亲吃，同俊和大家吃发霉的杂粮。同俊还把学到的知识教给弟妹们，那年，8岁的同佐就跟哥哥学会了接电灯、装开关。同俊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学会了日语。后来同俊从医，念大学，日语帮了他不少忙。鬼子投降后，又陷入了内战，煤矿，工厂，商业几乎都停了。八路军在博山时期，粮食供应充足，日子还好过些；国民党一来，四周乡村的粮食进不来，市民就没啥吃了。老刘家家也陷入了绝境。那年同俊16岁，他就自己找到西域城去教小学了。西域城比较偏远，是国共“拉锯”的地区，往往白天是国民党的天下，夜间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。大家都怕死，没有人愿去当老师。但是他们的乡长很重视教育，到处高薪请老师，同俊就去了。父母都不放心，尤其母亲坚决不让同俊去，但是同俊看到当时挨饿的情况，还是说服母亲去了。同俊说，就他两个老师，教了四个班，所以待遇比较高，一个月有一百多斤小米（那时钱贬值得厉害，一切待遇都是按多少斤小米），成了全家最大的生活来源，解决了他们家很大的问题。放了寒假，同俊也没有收入了，到春节时，全家不但吃不上水饺，就连小米煎饼也吃不上了，父母同俊都非常急眼。到了腊月二十八，就在全家一筹莫展时，西域城乡长来了，他给同俊送来了一袋白面（50斤），一扇子猪肉（有30来斤），还有一篮子鸡蛋。高兴得父亲母亲不知道咋谢乡长，他却说这是同俊先生应该得的。四年，同俊17岁，开始挑担子赶集了。就是从博山买上煤炭、陶瓷，用扁担挑到莱芜，换成粮食、蔬菜、瓜果，再挑到博山卖掉，挣个脚力钱。一般要挑一百二三十斤，爬山越岭，长途跋涉，就像泰山上的挑夫一样，非常苦累。他每天四五点钟就出发（去晚了集市就散了），晚上才回来。但是同俊从来都是又说又笑地向弟妹们描述途中的趣事，其实他是为了别让母亲担心难过。年下半年，住在刘家的房客，是复康药房的掌柜，他看到同俊是个人才，当挑夫又累又不挣钱，就叫同俊去他的药房当学徒。父母都很高兴，也算学上了一门手艺。同俊学得很快，由于他会日语，能看懂医药上的说明（那时很多药还都是日本货），对掌柜也颇有帮助。由于是房客房东的关系，加上父母为人诚恳厚道，孙掌柜也认真教同俊。不久同俊对常用的药物的性质、功能，治啥病都熟悉了。学徒一般是只管饭，没有工资的。同俊吃饱了，全家还挨饿，同俊就辞职不干了。孙掌柜也很理解，就赊给同俊许多药，叫同俊去四乡赶集卖药去了。光卖药不行，有时一天都不发市。所以同俊就捡起挑夫的老行当，一般挑上煤炭，卖了以后，再摆上摊子卖药。那时缺医少药，农村更是厉害，所以卖药的都兼着行医。同俊的药是真材实料，治好了不少病人，所以找他买药看病的人多了起来。记得莱芜和庄有一个农民，叫赵玉贵，他腿受伤后得不到正确治疗，伤口都烂到骨头了，还招了苍蝇，疼痛发烧，已经不能下床了。同俊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就想帮助他。他听同俊说可以治，就叫同俊试试看。就给他清洗，引流，敷上“消法嘧啶粉”。到五天后第二个集，赵玉贵就不发烧了，下床了。他觉得遇上神医了，就求同俊一定给他治好。他听说西药挺贵，怕付不起药费，就和同俊拜了干兄弟，这样同俊就有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干兄。同俊为了给他治病，除了和庄集外，中间还要专门去一趟给他换药。赵玉贵也对得起同俊，他全家人到处宣传同俊的神通，给同俊揽了很多顾客。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，赵玉贵的伤痊愈了。他特意来博山看望刘家，还给刘东莱磕了头，喊了爹。但是他看起来比同俊父亲还老。从那，赵玉贵家和他们成了亲戚，经常往来。为了养这个家，同俊又当挑夫，又行医卖药，一百多斤重担在身，早出晚归，非常劳累。有一次经过青石关时，由于下雨路滑，同俊连人带挑担，和药品，加换回来的粮食，从山脊上滚下来了，人也跌坏了，药品粮食全散落到山沟里了。同俊捡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捡起多少，天快黑了，同俊回到家后哭得很厉害，别人也跟着落泪！五母亲去世后，她的那些八路军干儿子都很悲痛，都想帮助他们一家。有一个叫伊滨的，是卫生部门的领导，就把刘东莱介绍医院（在博山赵庄，医院前身）工作，那时叫参加革命。家中的情况有了改善，不能再让同俊受这么大的苦了。伊滨又把同俊介绍到华东工医院，后来这医院工作。因为同俊有医药知识和行医经验，就成了正式的医生。为了不让母亲的悲剧重演，兄妹都立志当医生，治病救人。同俊成为正式医生后，更加努力学习。医院有个王大夫，是医科大学毕业生。同俊就拜他为师，虚心学习，他也很喜欢同俊的好学勤奋。师徒两人关系很好。王大夫还经常到刘家玩。王大夫和同俊父亲年龄相仿，他俩很聊得来。同俊的工作是最出色的，那时制酸厂的车间环境很差，呛得厉害，有些医生身体不好，或者年龄大了，下不了车间，同俊就主动挑起下车间的重担，几乎天天下车间给工人治病（他后来得了肺癌，大家就怀疑他的肺就在那时受的伤）。年的时候，同俊父母就给他找了对象。母亲拉孩子很累，父母都说给同俊找个身强力壮的媳妇，好帮助母亲干活。当时的风气就是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是从。同俊是个典型的儒生，当然也是听父母的。不过同俊还要求先相一相对象，这样就烦人领着去相了相。那天这位准媳妇和王有财的闺女，并肩在河边洗衣服。王有财的闺女比同俊小一岁，人长得很漂亮；准媳妇比同俊大四岁，长得又高又胖又老气，看上去像个中年妇女。领着相亲的人也没有说清楚（也可能是有意糊弄同俊），同俊就想当然地把王有财的闺女当成了他未来的媳妇，表示满意。母亲去世后，家中没了主妇，年8月，家里就把那位媳妇娶进门来了。记得娶亲的那天凌晨（博山都是凌晨娶亲），同佐还是坐着轿子（叫押轿）去接的嫂子。拜天地时，同俊就起了疑心了，进了洞房一掀蒙头布，同俊傻了眼——这不是他相中的那个人啊？同俊不干了，天一亮就医院他的宿舍。从那，同俊大概每个星期天才回家看看，医院的同事，其中还有四五个胶东大妹；但是上午来，下午就走，谁留也留不住他，从那就没有在家住下过。媳妇也很守妇道，默默地在家干活，也没有表现出多大怨言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同俊媳妇原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，她的病厉害了，痛得不能走路。同俊就把媳妇接到化工二局宿舍去了。媳妇住在同俊的宿舍里，同俊就搬到同事的宿舍去住，但同俊对给媳妇治病非常上心，没过半年病就基本好了。同俊怕她回家累着，病再犯了，就一直让她住在化工二局宿舍。媳妇很感谢同俊给她治病，知道这样的婚姻名存实亡，同意了和同俊离婚。同俊则一定要把她安顿好以后才与她离婚。年底，同俊在化工二局给媳妇找了一个对象。这个干部在战场上伤了一条腿，架着一条木拐，比媳妇大五岁，对媳妇很关心照顾，对同俊也十分理解、感激；媳妇也挺满意。这样夫妻俩就办了离婚手续。媳妇还住在同俊宿舍里，同俊说要把媳妇当姐姐从他那里嫁出去。这本来是个很好的结局，年，就在准备和那个干部办结婚手续时，媳妇提出要回家和她父母说说，不想这一回家事情就砸了。不知道为啥，媳妇的父亲对共产党成见很深，拼命不让她嫁给共产党员，把她软禁了起来。那个干部去看她，被她父亲骂了出去。她父亲还把女儿转移到亲戚家了。那个干部看看没了戏，就另找对象成了家。她知道后，又气又悔，病又犯了，侵犯到心脏，四年后就去世了。六同俊聪明，又很勤奋，学啥啥通，干啥啥行。加上化工二局的医疗设备越来越好，又有像王大夫那样的名医指导，同俊进步很快，医院的主力。同俊一直把治病救人作为人生的目标，全心全意，竭尽所能，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，所以口碑很好。有一次车间跑了酸，车间弥漫着酸雾，领导喊着叫大家赶快撤离现场，但是同俊为了救人，反而冲进车间，把受伤的工友救了出来，自己也受了伤。就是凭着这样的过硬作风，救死扶伤的精神，他受到了职工的赞扬，得到了领导的信任，立了功，入了党。同俊是兄友弟恭的楷模。他们兄妹六人的团结友爱至诚至深是少有的。他们之间从未吵过架，红过脸；有的全是相亲相爱，互相照顾。这与同俊的引领和榜样作用是分不开的。同俊在生活上疼弟妹，在学习上帮教弟妹，尤其是对弟妹的健康非常关心。姐姐因为思念母亲过甚，加上劳累，害怕，在年夏天得了“神经错乱病”。当时很多老人都说是叫母亲附了身子，请神婆，烧香磕头。同俊力排众议，坚持给姐姐吃药治病。为了能使姐姐脱离得病的环境，同俊给姐姐介绍了姐夫门廷权，婚后，姐夫很关心姐姐，姐姐发作了一年多的病，慢慢地好了。门廷权姐夫不幸去世后，又是同俊关心，成全了她与刘玉国姐夫的婚姻。真是长兄既比父又比母啊！年，刘氏四兄弟和父母。后排右二为同俊。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专家队伍，年，领导决定送同俊去山东医学院（现在的山东大学）深造。念大学是同俊不敢企望的梦想。同俊正儿八经就是念了个完全小学，虽然自学了很多知识，但是并不系统，直接去念大学，当时大家都不敢想象。但是同俊还是迎难而上了。同俊头一年学习很累，由于没有基础，很多课他都听不懂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到第二年就能跟上课了。到第三年他竟成了班级的尖子生。这除了同俊努力和聪明外，也由于第三年学专业课了，同俊有十年的从医经验，所以他可以给那些二十来岁、什么病人也没有见过的小同学们当老师了。同俊年龄比同学们大不少，又是党员，学习又好，所以就当了班长、党支部书记。他不但自己学得好，还带动大家努力学习和政治进步，深受同学们的拥戴和院校领导的信任。同俊成了山医的学习明星，好几个年纪小又很漂亮的女同学都追求过他，但是他却爱上了与他同岁的赵亚滨。赵亚滨是南京人，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石油部的技术人员，解放后，继续在新中国石油部工作。赵亚滨母亲也是读书人，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。赵亚滨在南京读了护士学校，毕业后分配到了厂（今天的山东铝厂）医院当护士。年，赵亚滨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，年回国后就医院，到年被送到山东医学院深造。赵亚滨是山医系党总支委员，在同俊之前曾任班级党支部书记，两个人共事交往很多，渐渐就有了感情。年毕业后，两个人就结了婚。同俊去世前，劝赵亚滨再找一个伴，但赵亚滨说她今辈子心里只能装着同俊一人了，她把一生贡献给了事业和丈夫和儿女，到今年正好90岁，身体仍然健康。七当时，像同俊、赵亚滨这样又红又专的学生是难得的，所以最医院要去了。同俊分配到胸腔外科，赵亚滨分配到眼科。进“协和”后，他俩像发疯般地学习，几乎天天学到深夜，有听不完的讲座，看不完的医术交流，学术气氛很浓。同佐曾劝他们注意身体，同俊说，这里有全国最好的医疗设施，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高明的专家，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来学习的。国家给了我们这样的机遇，我们不拼命学习，接过班来，对不起党和国家啊！两三年的功夫，同俊就能做胸腔大手术了，赵亚滨也成了协和眼科第二把手。那时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医院这一个大院子里。三个单位一个党委。年，同俊进了这个“三位一体”的党委班子，同时还兼任医科大学的政治老师、医院人事科长。那时同俊已经从医十七年，在协和胸腔外科也算是把手了，所以很不愿意离开医疗岗位。但当领导把党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意义讲给同俊后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。年同俊又被提升为党委组织科长，同时仍兼任医科大学的老师。那几年同俊非常繁忙，不光要管那么一大摊子的人事组织工作，教学工作，还有很多外事活动。他不仅要代表这三个单位接待外宾，有时还要参加卫生部的一些外事活动。由于在领导班子中，他最年轻，加上他又会讲点英语、日语，也学了两年俄语，所以到机场迎送外宾的事几乎都是他的差事。医院领导专门给他做了一身西服，配了皮鞋。刘同佐说，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服装，哥哥穿上非常像样。年，同佐去北京医院做中耳炎根治手术，哥哥同俊对他的照顾仍记忆犹新：“哥哥特别安排，陪我逛香山、长城、看马连良的京剧，看朱德总司令临场的球赛。哥哥和我说，他和嫂嫂到北京工作五年了，从来没有到这些地方玩过，是专门陪我玩的。当时一张票就是2元，四张票（还有嫂嫂和嫂嫂的父亲）就是8元钱，两次就花了16元，是一个工人半个月工资，还请我吃了全聚德的烤鸭。当时一只烤鸭就是14元，相当于三十多斤猪肉钱。我说以后别再花钱让我享受了，哥哥说，他和你嫂子来北京后，也只吃了一次烤鸭，还是半只；他说：你来了，我们都开开荤吧，兄弟们难得在一起啊，这样做我心里高兴。”同俊到了协和后，亲友们无不欢庆。家乡人得了疑难病症，只要和同俊的亲友有点关系的，都人托人去找他。找他最多的还是化工二局（制酸厂）的同事们。那时要去协和看病，一般要经过三、四层推荐，厂里先推荐到市里，市医院看不了，再推荐到省里，省里再推荐到医院。但是很多人等不到推荐完，人就不行了。所以得了疑难急症如果有个后门直接进北京“协和”，可能就得救了。同俊是个热心人，又把救死扶伤视为己任，所以他总是热心给予安排甚至包吃包住。熟悉他的同事，甚至开玩笑地说，同俊啊，你干脆在这里成立一个医院博山分院吧！八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同俊什么造反派别也没有参加。年，全国上下展开了“夺权运动”，各级政府，企事业单位，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。医院的造反派也进行了“夺权”。当时革命委员会必须是三结合的：即由造反派代表、解放军支左代表和领导干部代表三结合。领导干部代表是经过革命群众选举产生的。在领导班子中，像党委书记、院长等都被打倒了，所以同俊就被选举成了领导干部的代表，当上了医院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。同俊的分工是管医院的日常工作，至于造反、搞“革命”的事他并不参与。大约在年初，江青、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，让卫生部、医院、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组织“控诉高干保健黑幕大会”。江青等人的目的是想让这个大会成为诬蔑刘少奇、陈毅等人的大会。不想医院造反派头头中蹦出来了一个愣头青，直接把控诉矛头对准了江青。虽然他没有点江青的名，但是那些脏事却是江青干的。这一下子可把天给捅漏了。马上医院的造反派就被中央文革定为反革命“”组织，医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，被关进了大牢。同俊和那个军代表也受到了连累，也被打倒了。当时对同俊批斗得很厉害，主要问题是他是不是那个愣头青的幕后指使？他是否参加了迫害另一个群众组织（造反派的对立面）的活动？医院领导的档案转移到哪里了？同俊哪一派的事也没有介入，更不是那个愣头青的后台。至于档案，同俊确实是转移了。文革初期，非常混乱，同俊怕领导干部的档案落入坏人手中，就指使下属把档案转移了。现在把档案交出来就是了。批斗了一年多，也没有弄出啥罪名来，但是同俊却受了很多罪。中间曾到郊区采石头，抡大锤，非常累。那时妻子赵亚滨也被下放到江西省“五七”干校劳动。孩子都跟着姥姥去南京了。年底，同俊咳嗽不止，有时带血，起初同俊认为是累的，当时在外地强制劳动，看病也不容易，就没有去检查。到了年4月，咳嗽得更厉害了，同俊就去拍了个胸透片。给他拍片的同事问：“你的背上是不是贴了一贴膏药？”同俊知道事情坏了，为了不走漏消息，就说：“我膀子痛，是贴了膏药。”同俊本身就是胸腔外科大夫，他拿过片子来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一周后赵亚滨被从江西叫回来。问同俊啥事，同俊怕嫂子一下子接受不了，经过了十来天才逐步把他得了肺癌的事说出来。同俊马上做了手术。但打开胸腔一看，已经转移了，也没有切除就缝合了。这是年夏天的事。刘同俊全家合影得了肺癌，同俊很镇定、从容，既没有惊慌失措，也没有悲观失望。就忍着疼痛进行化疗。头一年，由于同俊还在受审查，医疗条件不好。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，医院的主要领导都恢复了工作。他们知道同俊是受冤屈的，同俊是个好干部，所以对他的治疗非常重视，除了让赵亚滨专职护理外，还给同俊配上了一个姓赵的男大夫专职护理。家里的姐弟们也轮流去北京护理同俊。同杰、同蕙、同佐都去了两次，同佑去了一次，每次都待一个多月。当时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驷院长亲自指导同俊的治疗。黄家驷是世界上著名的胸腔外科专家，是同俊的导师，又是同俊的领导。他很疼爱和同情同俊，尽全力给同俊治病。尽管每次化疗后，反应都非常严重，但同俊从不叫苦，从不悲观。那时他们都知道周总理得了癌症，中国医学科学院立下了“三年攻克癌症治疗难关”的誓言，同俊说，他相信科学一定能够攻克癌症，让大家不要悲观。同俊一旦能够下床，就出来散步锻炼。他经常去天安门广场（医院离天安门很近），并且有说有笑，不像一个癌症病人。到晚期，他说话时喘不过气来了，仍慢声细语地和大家交谈。到年秋天，同俊的病很重了，要不停地吸氧，必须住院了。由于治病心切，化疗过度了，同俊的肿瘤并没有发展，扩散也不明显，但是肺叶却纤维化了，同俊实在喘不动气了，用上了强制呼吸机。同俊最后的时光同佐一直守在身旁，他非常清醒、镇定。他对人们说，我再抽风时，不要抢救我了，没有希望了，别再让大家受累了，也别再让我受罪了，谢谢你们了，你们也歇歇吧！又说，我死了后，让我回家，把我葬在小顶山（原山公园凤凰山）顶上，让我能看到咱们的家，让我尽情地喘口气。又对同佐说，我死了，你们要帮帮你嫂子，她拉着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我劝她改嫁了，但不管如何她都是你们的好嫂子啊！九同俊是年11月29日去世的。12月1日，医院的领导，亲自带领多名各科所院系代表，租了四辆大客车，到八宝山给刘同俊开追悼会。建国以后医院不管哪位领导、专家去世，医院礼堂开追悼会，全院跑到八宝山开追悼会这还是头一回。医院领导说只有刘同俊才配这样的规格，只有这样的规格才对得起刘同俊。医院的老领导亲自致了悼词，也让同佐代表家属致了悼词。悼词除了说同俊忠于党、忠于人民、忠于毛主席、忠于共产主义事业；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、热爱专业、忠于职守；尊重领导、爱护同志、医术精湛、心系病人；为党的事业勇于牺牲……还特别赞扬了同俊的优秀品质，说他襟怀坦荡，正直无私，表里如一，刚正不阿，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严于律己，宽于待人……年2月，同佐携妻子秀芬到北京旅行结婚，把哥哥的骨灰请回了博山，东岱叔父把同俊安葬在了凤凰山顶上。一代英才就这样过早地陨落了。呜呼哀哉！

你说他是谁……

奇人尹宝亭

毕玉奇再访易有伍

刘培国

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执行董事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
中国散文学会会员

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

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

淄博市青年作家协会名誉主席

淄博市散文学会副会长

博山文化研究院顾问

博山地区作家协会顾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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